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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最好的,贡献我们的祖国”——记扎根西部的兰州理工大学
新华网兰州9月19日电(记者任卫东、姜伟超、白丽萍)2019年6月,西北兰州正式进入地铁时代。这条地铁修建耗时多年,其中“两穿黄河”、沿线地质错综复杂等都是影响工程顺利推进的技术难题。从地铁修建初的风险论证开始,兰州理工大学朱彦鹏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就参与其中,解决了“兰州特殊红砂岩地层深基坑围护结构设计与施工技术研究”等全国乃至世界级难题,填补了一项项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
兰州理工大学兰工坪校区。本文图片由兰州理工大学提供
尺素传情,抒写报国之志。多年来,是怎样的信念,让像朱彦鹏一样的爱国报国的知识分子写下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时代答卷?是怎样的动力,让一批批有理想、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在西部地区辛勤耕耘、默默奉献?
他们共同回答道:“我们选了一条最难的路,但却收获了最丰厚的明天。”
代代传承“红柳精神”扎根西部
碧叶成金黄,9月19日,发端于1919年“五四”新文化大潮中的兰州理工大学迎来百年华诞,校园内处处可见金黄的银杏树,见证着莘莘学子的成长。
荣获焊接终身成就奖的陈剑虹教授。
2016年,已近耄耋之年的陈剑虹,带着他最新的研究成果《焊接金属解理断裂微观机理》报告,登上了美国焊接学会的讲台,成为这一学会邀请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出生于江南杭州的陈剑虹,从清华焊接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机械学院工作,1968年,他随迁至甘肃工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前身)。其后的半个世纪里,他在焊接这一领域深耕细作,先后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他和博士生王国珍完成的解理断裂物理模型被美国断裂研究专家称为“陈·王图象”;1996年,他受邀在哈佛大学作解理断裂学术报告;2008年,他被中国焊接学会授予“中国焊接终生成就奖”。
提到在西部的这五十年,陈剑虹说,“我们这一代就是祖国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20世纪80年代,曾经被媒体称之为“科学征途上的勇士”的兰州理工大学刘希远教授在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院进修期间,不分白天黑夜地钻在资料堆里、实验室里,平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以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完成了《迟后型时滞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判据及稳定条件》这一课题,引起了当时国际自动化界的震动和瞩目。毕业后,他毅然放弃高薪,不改初心,回国扎根西部,奉献了半生心血。
20世纪60年代,一批像陈剑虹、刘希远一样的专家学者从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北京机械学院、合肥工业大学西迁而来,怀揣学术理想、教育之光而来……就像西北的红柳,他们凭借超乎寻常的毅力和韧劲,坚守着身边这片贫瘠的土地,不断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西部教育事业。
西部工匠的人生是苦尽甘来的修行
当我们身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程,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设定自己之于国家、之于民族的价值坐标,走好属于他们的西部长征路。
今年59岁的兰州理工大学教授朱彦鹏,多年来他和科研团队开辟了西部地区建筑深基坑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西部深基坑支护稳定性分析方法,解决了西北深基坑事故频发的问题。
此后他们一直着力解决低丘缓坡造地、兰州地铁、陇南成州高填方机场、兰州黄河铁桥顶升加固等诸多工程和学科问题,为国家和地方土木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2017年,朱彦鹏组建的“西北恶劣环境下土木工程防灾减灾研究”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入选全国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学校王希靖教授指导学生做试验。
同样在兰州理工大学,一套“高效铝锭连续铸造自动化生产线”让西北的先进制造走向了世界。这套由该校有色冶金成套装备及信息集成技术研究团队设计研制的生产线,不仅占据了国内电解铝生产企业同类生产线超过五成的市场,还受到墨西哥、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国的电解铝生产企业的欢迎。
据团队负责人、兰州理工大学校长芮执元介绍,从2001年开始,学校的研究团队历时18年,不断攻坚克难,埋头创新。目前的这套生产线,产能比传统的16吨生产线多出了22吨,并且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水平,价格却是国外同类产品的一半。
出了教室,就走进了工厂。他们紧紧围绕国家、西北发展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努力地贡献着自己的热情和智慧。
创新的接力棒,已传到新一代手上
“吃得苦,留得住,用得上,贡献大”是西部人民对这批扎根的知识分子最多评价。其中,2019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刘纪周是优秀代表之一。
十年如一日,他凭借钻劲和韧劲,成为焊接技术团队的“领头羊”,行业人士眼中的“专家”,国外客户心中的“铁人”。2006年,本科硕士都就读于兰州理工大学焊接专业的刘纪周顺利毕业,进入上海广为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逆变焊机及电源的研发设计工作。工作中,因为长期与国外客户合作,刘纪周始终保持着上学时候的习惯,起早贪黑泡在研发实验室,遇上不懂的业务问题,他甚至会和母校老师再次探讨。
兰州理工大学彭家坪校区。
他苦心孤诣,大胆创新。他自主设计的功率校正电路,总体技术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大大缩小了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2014年参与设计的“全数字逆变式变极性熔化极脉冲气体保护焊接电源”荣获当年上海市重点产品质量振兴攻关成果二等奖;他牵头的项目多次荣获国际发明创新展金奖。
西部基层条件相对艰苦,发展相对落后,问题相对复杂,但发展后劲大,也为青年砥砺人生、锻炼成才提供了舞台。有扎根基层的八步沙第一位大学生陈树君,有“载人深潜英雄”傅文韬,有为航天事业做出贡献的“神九”设计师李卫、嫦娥四号巡视器主任设计师申振荣、一家三代坚守酒泉航天城的第三代柳晗,有在业务领域埋头钻研的女焊接专家刘霞……他们务实肯干、踏实进取、一心报国的精神,无疑是这所学校扎根西部、教育报国的最好注脚。(完)
电蚯蚓机第一案落槌背后:生意、法律、捉蚯蚓的人
一台形似台式电脑主机的机器发出“咝咝”的轻微声响,不到一分钟时间,几十条长短不一的蚯蚓从土壤中钻了出来。
在电商平台上,这样的机器被称为电蚯蚓机,又称地龙仪。是通过插在潮湿土壤中的正负两根电针瞬间放电,刺激蚯蚓的表皮,压制蚯蚓呼吸,迫使蚯蚓蠕动从土壤中钻出地面。
在《中国药典》中,产自中国南方的四种野生蚯蚓可入药,被处理晒干后被称为地龙,据统计,2020年全国地龙产量860吨左右。
财新杂志援引相关专家的话称,“蚯蚓干70多块钱一公斤,后来100多块一公斤,现在涨到300多块一公斤”,由于市场对野生蚯蚓需求旺盛,捕猎蚯蚓存在巨大经济利益,因此各类电商平台上的电蚯蚓机交易量巨大。一位公益组织志愿者简单统计,仅2021年在某电商平台上几个商家的数据显示,售出的电蚯蚓机总数就超过10万台。
电蚯蚓机现象引起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的关注。2020年7月8日,绿发会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对广东中山的三家电蚯蚓机生产企业提起公益诉讼。绿发会称,这些商家给不特定的用户提供了绝杀蚯蚓的机会,破坏了蚯蚓栖息地土壤的生态平衡,对蚯蚓的过度猎捕也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其行为已经构成对环境的侵权,应依法承担相应的环境侵权责任。
2021年8月12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三家经销“电蚯蚓机”的商家共赔偿经济损失约159万元,并在全国媒体上刊登道歉声明。2022年2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布维持原判。
在法律界,此案被称为电蚯蚓机第一案。虽然法槌已落,但围绕此案的争议仍未停息。
捉蚯蚓的人
韦岭(化名)在一片尚未及膝的草地中安置好了电蚯蚓机,干了将近一年,他的经验是要把机器放在植被茂盛的地方。将电蚯蚓机的电压调至12伏,再把正负电极插进土里,机器发出“咝咝”的声音。
韦岭将电蚯蚓机开半分钟到一分钟,在他展示的视频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几十条长短不一的蚯蚓从约0.25平方米的范围内钻了出来。他徒手将滑腻的蚯蚓揪起扔进绿色的塑料桶。
韦岭花4800元买来的电蚯蚓机,上面布满了尘土。受访者供图
根据电商平台的介绍,电蚯蚓机又称地龙仪,它由逆变器,电源,外壳及地针四部分构成,其工作原理并不复杂:电源经逆变器得到高电压低电流后,再将两根相距1.5~3米的地针插入土壤,短则数分钟,长达半小时,蚯蚓便从地面上冒出。
2021年7月,韦岭回到老家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购入了一台电蚯蚓机、一台开肚机,租下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子,开始了他的蚯蚓产业。韦岭的电蚯蚓机花了4800元,这是他为自己的蚯蚓产业投下的最多一笔钱,在12伏的电压下,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4个小时。
对韦岭来说,猎捕蚯蚓,每年的11月到来年三月是淡季,六月到八月是旺季,在旺季,他常常在六点之前出门,在太阳光更加烤人之前结束三个小时的劳作。
韦岭的工作分为三步,猎捕、加工、晾晒。他在县城租住的小房子里对捕到的蚯蚓进行加工和储存,蚯蚓被放进不足一米高的开肚机,再出来时圆柱形的蚯蚓被从中劈开变成片状,韦岭将加工好的蚯蚓洗净后再将它们一片片码平,铺在约四十厘米宽,一米五长的架子上。
再之后,蚯蚓被晾晒到小露台上,晒干或低温干燥后,就成了中药的一种——地龙。
30岁的韦岭在广西百色的乡间长大,在猎捕蚯蚓前的十余年,韦岭一直在广东的塑料厂打工,但随着年龄渐长,他有了回乡的念头,猎捕蚯蚓投入少、上手快、利润高,韦岭算过,自己的月平均收入大约有四五千元,这和他在广东打工时的工资相差无几,又能满足他回家的期望。在淡季,韦岭一天大约能捉到10斤左右的活体,而在旺季,一天捕到上百斤也不鲜见。
根据他的经验,三十斤的野生蚯蚓活体能够晾出一两斤的蚯蚓干,而电蚯蚓机运转一次,他大约能收获一公斤左右的活体。
韦岭展示的视频中,他使用电蚯蚓机后不到一分钟,蚯蚓从地下钻出。受访者供图
在《中国药典》中,地龙作为一种中药材,具有清热定惊,通络,平喘,利尿的功效,并可用于缓解高热神昏,惊痫抽搐,关节痹痛,肢体麻木,半身不遂,肺热喘咳,尿少水肿,高血压等症状。有四种蚯蚓,即巨蚓科动物参环毛蚓、通俗环毛蚓、威廉环毛蚓或栉盲环毛蚓的干燥体可入药作为地龙使用。前一种习称“广地龙”,后三种习称“沪地龙”。韦岭所在的广西盛产广地龙,蚯蚓经处理洗净,晒干或低温干燥后,广地龙呈长条状薄片,边缘略卷,长15~20cm,宽1~2cm。背部棕褐色至紫灰色,腹部浅黄棕色。
风险
韦岭的货总是卖得很快,潮湿多雨的季节,干货放久了容易发霉,头天的货往往第二天就要卖出去。
据天地云图中药产业大数据平台统计,目前在药用市场上,包含地龙这味中药材的上市中成药有40种,其药用市场需求从2010年的400吨上涨至2020年的675吨。天地云图中药产业大数据平台首席分析师、中国中药协会种养殖专委会副秘书长贾海彬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提到,“总体来看,地龙全国产区是有增加的,据统计,2020年全国地龙产量860吨左右。”
在完成破肚清洗等加工程序后,成片状的蚯蚓被摆放在铁架上晾晒 受访者供图
天津一位蚯蚓养殖户告诉记者,药材公司在进行地龙收购时,只会选择收购野生蚯蚓,养殖蚯蚓被用来当做高蛋白饲料、鱼饵等,或对其中的蚓激酶进行提取,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市场上收购野生蚯蚓的价格是养殖蚯蚓的将近两倍。
韦岭也听说过用电蚯蚓机的危险。据沛县人民法院的相关案例,2020年,沛县张寨镇的村民朱某因不当使用电蚯蚓机触电身亡。这样的事故并非个例,2022年,江苏如皋市还有近八十岁的老人自制“蚯蚓捕捉机”,不幸在操作中触电身亡。
为了防止自己遭电击产生意外,韦岭不在雨天捕猎,使用机器时更加谨慎小心,如果田里有积水,他会找来石块将机器垫高。
另一层风险则来自政策法律方面。在各个平台的搜索框中输入“电蚯蚓机”,跳出的相关搜索是“猎捕野生蚯蚓违法吗?”“电蚯蚓机违法吗?”
2018年,海口市人民政府公布《海口市湿地保护若干规定》,《规定》明确,禁止在湿地内从事炸鱼、毒鱼、电鱼、电蚯蚓等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其中在湿地内电蚯蚓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没收捕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2020年7月,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禁止捕捉、收购或加工蚯蚓的通告》,《通告》中称,“一、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非法捕捉、加工或收购蚯蚓。凡发现上述行为的,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没收专门用于捕捉、加工或收购蚯蚓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严禁非法制造、买卖、安装捕捉加工蚯蚓的工具或设备(装备)。凡发现上述违法行为的,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2022年5月12日,涟水县人民政府发布类似通告。并提到,非法捕捉、收购或加工野生蚯蚓的行为对生态环境破坏较大。
韦岭见过同行用更高的电压刺激蚯蚓,也有人在地里把电蚯蚓机一放半个小时,但他不认为自己猎捕野生蚯蚓的行为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我们小时候种水稻,如果蚯蚓数量过多,土太散,反而不利于作物生长”,他也听说了海南禁止使用电蚯蚓机猎捕蚯蚓的禁令,但他认为,那是因为“有人把电蚯蚓机改装了去电鱼”。
影响的不仅仅是蚯蚓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副教授赵琦从2006年读博士期间就开始研究蚯蚓,此后每年都会到各地进行蚯蚓的实地采样。海南是她的一个重要采样点。在赵琦的观察中,2006年,课题组的采样进行得非常顺利,蚯蚓数量多,物种丰富。但到了2018年,同一片区域,她明显感觉到生物多样性在下降,原本蚯蚓数量多的地方甚至难以再挖出蚯蚓。
调研过程中,赵琦也遇到过使用电蚯蚓机的农户,“他们用40伏的电压,农民自己也说,周围的蚯蚓全部都能出来”。
赵琦和团队曾在实验室中使用2伏的电压对人工培育的小蚯蚓进行过电击实验,结果显示,不到10秒钟,就会引发小蚯蚓的死亡。赵琦认为,“这影响的不仅仅是蚯蚓,土壤里还有很多比蚯蚓更小的动物和微生物,高刺激的电压很有可能造成这些土壤生物的死亡,而一个种群如果消失,我们很难判断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即使之后想要恢复原有的生态,也一定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满强也提到,今年他的团队在江苏、江西等省份对蚯蚓进行采样时发现,“农田的生物多样性确实下降得很厉害。”刘满强说,“从有机物作为第一个营养级;到微生物作为第二个营养级;到小的线虫、原生动物作为第三个营养级,再到蚯蚓,再到其他的地上大型动物,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而蚯蚓在平衡这样的食物网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换句话说,没有蚯蚓,这个食物网的结构平衡会被打破,如果蚯蚓缺失,链条被破坏,食物网结构的功能和稳定性会遭到严重破坏。”
赵琦说,不同类型的土壤,能够容纳蚯蚓的数量也是不一样的。从平均数量来看,一平方米大约会有5—150个个体。长时间以来,蚯蚓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其实是没有被完全看见的。达尔文讲过,蚯蚓是生态工程师,它可以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而且可以加入整个生态系统的营养元素循环中,比如说释放氮、碳、磷等物质。所以它的存在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功能。另外,蚯蚓对于土壤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指示动物,能够帮我们判别某地是否遭遇重金属等污染。
“如果农田当中没有蚯蚓,可能会出现土壤板结的现象,农作物也会因为无法吸收足够的营养元素而生长缓慢,进而引发一些疾病。”
赵琦介绍,我国大约有600多种蚯蚓,但被收录进《中国药典》的只有四种,它们更多分布在上海和两广一带,赵琦担忧,即使一些农民因为经济原因进行野生蚯蚓猎捕,但最终猎到的蚯蚓因为不属于那四种类型蚯蚓,很有可能无法入药,这样既无法在经济上获益,又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预估的影响。
举报到起诉
做了5年环保志愿者的张晓磊在2020年年初首次注意到电蚯蚓机的使用问题,“当时我们发起了一个叫‘电商无野’的活动,发现很多电商平台仍存在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行为,顺着这条线,我们留意到了电蚯蚓机的问题,全国各地二十多位志愿者参与了这个项目,我们认为电蚯蚓机实际上是以一种灭绝的方式猎捕蚯蚓,这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张晓磊称,最初在发现电蚯蚓机的问题时,他们向电商平台及商家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过投诉举报,但收效甚微。
“现在电商平台上电蚯蚓机的售卖仍然泛滥,有的店铺我们举报过,但过几天,他们会改头换面重新上架,这几年,我们一直和电商平台打交道,也倡导电商平台对此类商品的买卖进行制约,但从根本上斩断电蚯蚓机的售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的原理和逆变器相似,我们不可能叫停逆变器买卖。”
张晓磊认为,类似电蚯蚓机的问题在电商平台上非常普遍,“比如国家已经禁止电鱼,但我们还是能搜到电鱼机,国家的相关法规对电商平台上售卖此类商品的约束力相对较小,监管难度也比较大,再有,现在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也很大,只要一搜就能出来各种电蚯蚓机的视频,我们会担心有人存在猎奇心理,招致更多人的模仿。”
绿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表示,在多次与平台沟通、举报无果后,他们进入了法律程序的准备。2020年7月8日,绿发会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对广东中山的三家电蚯蚓机经销商提起公益诉讼。绿发会称,这些商家给不特定的用户提供了绝杀蚯蚓的机会,破坏了蚯蚓栖息地土壤的生态平衡,对蚯蚓的过度猎捕也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其行为已经构成对环境的侵权,应依法承担相应的环境侵权责任。
本案原告代理律师绳欣辉表示,他们前期调研发现,中山市是电蚯蚓机售卖的聚集地,而《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又有对生产、出售猎捕野生动物的工具的禁止性规定,为起诉提供了法律依据。
《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电击、电子诱捕装置等工具捕猎野生动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制造、出售上述猎捕工具。同时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也按照本条例规定管理。
绳欣辉介绍,之所以选定这三家经销商,是因为他们的信息相对公开,在商品页面详细介绍了电蚯蚓机的产品参数、猎捕效果和月均销量,在商铺评论中,也出现了类似“一小时出几百根”“十秒出蚯蚓”等表述,并配有电击蚯蚓的视频图片。绳欣辉说,这些都能成为起诉的证据。
本案另一位代理律师王文勇表示,之所以仅仅把电蚯蚓机经销商作为被告,是出于实践上的考虑,“我们的确也应当去起诉那些使用电蚯蚓机进行灭绝式捕杀的人,但因为对象过于分散,我们无从追溯每一个买家信息,走法律流程几乎是做不到的。在未来,如果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电蚯蚓机的实际使用者也有可能受到制裁。”
辩论的焦点
据财新杂志报道,在法庭上,双方辩论的焦点之一是蚯蚓的“法律身份”。绳欣辉认为,《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其他野生动物,按照本条例规定管理”,因此蚯蚓应在保护范畴之内,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被告经销商之一的代理人称,蚯蚓未在两《名录》及《条例》中列出,不属于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范畴。珠海中院也就此向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专家联系咨询,对方提供咨询意见称,蚯蚓并不属于《条例》中所列的野生动物,利用电蚯蚓机在国家各类自然保护地(区)捕获蚯蚓属违反国家自然保护地类法规的行为,但在其他地方捕获蚯蚓是否违法没有相关法律规范。
珠海中院表示,人类作为地球一员,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利用其他生物,由此带来一定的损害不可避免。中国各级政府根据物种濒危程度制定相应名录,对野生动植物实行分类分级别保护,对国家重点、省级重点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野生动物猎捕实行严格管制,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虽然蚯蚓未被列入上述名录,但仍属在土壤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野生动物,人类对其进行经济利用的手段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条例》第二条规定“其他野生动物,按照本条例规定管理”,因此,禁止性规定不仅适用于“三有”动物,也适用于其他对土壤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故相关经销商出售电蚯蚓机,使购买者以电击的方式猎捕蚯蚓,对蚯蚓实施不论老幼的伤害,不利于蚯蚓和土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本案庭审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在于,被告的行为是否造成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损害。一审判决书显示,三家被告认为己方不存在违法销售猎捕蚯蚓的电子诱捕装置行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其店铺为合法注册,销售的蚯蚓捕获机属于合法销售,其间没有收到任何行政警告、罚款等处分。
2021年8月12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三家经销“电蚯蚓机”的商家共赔偿经济损失159万元,并在全国媒体上刊登道歉声明。2022年2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布维持原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虽然蚯蚓未被列入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但其仍属在土壤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野生动物,人类对其进行经济利用的手段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三家电蚯蚓机经销商出售蚯蚓点击猎捕工具,使购买者以电击方式猎捕蚯蚓,对蚯蚓实施不论老幼的伤害,不利于蚯蚓和土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记者与三家被告数次尝试联系采访,但均未获得回应。
争议仍未平息
“电蚯蚓机”案件二审落槌,但围绕此案的争议仍未平息。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教授一直关注此案,他认为,此案具有重大的法制和法学意义。“按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蚯蚓不属于保护对象,因为它没有被列入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但是《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解决了保护对象的问题,无论是对法学研究还是法制完善都意义重大。这个案件的启发是,对于野生动物,既要保护纳入名录的野生动物,也要保护没有纳入名录的野生动物,要在重点保护原则、保护纳入名录的野生动物的基础上,添设普遍保护、底线保护的原则。”
杨朝霞提到,长久以来,我国的环境法是重环境资源轻生态保护的,他认为,电蚯蚓机一案的判决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在法律层面上日益受到重视的体现。2020年中国人大网公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一审稿中写明: “禁止或者限制在野外捕捉、大规模灭杀其他陆生野生动物”。杨朝霞认为,法制的发展需要由具体的案件助推,此类案件是引发立法层面变革的重要因素。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认为,将电蚯蚓机销售者作为起诉对象,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过去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常常是从濒危物种保护,从国家保护入手。这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早期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走到今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议题是工业文明对生态文明的巨大冲击和破坏。我们认为电蚯蚓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典型案例。”。
在某电商平台搜索电蚯蚓机,仍然能找到不少在售商品。
截至发稿,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搜索“电蚯蚓机”或“地龙仪”等关键词,仍然能找到不少在售商品,记者在电商平台上以买家的身份与电蚯蚓机经销商咨询,发货地为浙江宁波的一家经销商表示,只要按照说明操作,佩戴手套,不触碰地针,使用完毕后第一时间拆除输出线,就绝对能保证安全。另一家广东中山的经销商说,机器只有12伏的电,人体最多可以接受36伏电,如果真的被电到了,最多也就是麻一下。商家们都承诺,将地针插到地里,一般1~2分钟开始就会有蚯蚓钻出地面,如果地下蚯蚓数量足够多,一小时几十斤是没有问题的。
身在百色乡村的韦岭不清楚这些关于案件的讨论,他坚持认为电蚯蚓不是违法的行当,“那么多人还要吃药,怎么可能说违法就违法?”
韦岭手部有残疾,病情发作时两只手皲裂脱皮,他认为自己再找不到比捉蚯蚓更适合的行当。话虽这么说,韦岭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他将自家的果园改造成了蚯蚓养殖田,三个月左右,田里就能长成一批蚯蚓,韦岭说,这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新京报记者 李冰洁
编辑 胡杰 校对 卢茜